“这些都不行。”药不是手掌往下用力一切。

  “啊？”

  “老朝奉对你太了解了，你目前能接触到的任何线索，全都可能是他安排的圈套，皆不可用。”

  “那该怎么办？”我有点发愣。

  药不是竖起两根指头：“首先，你得切断一切和五脉的联系，彻底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让老朝奉无法掌握你的行踪。然后，我们去挖掘新的线索。”

  “新的线索？”

  “没错。送上门的好处，都是可疑的，只有自己主动发掘，才能获得干净的线索。这就好像一座土匪盘踞的大山，常走的大路一定都埋着陷阱，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亲自在荆棘中劈出一条安全的路来，才能直捣蛇窟。”他难得使用了一个比喻。

  “那……我们该去哪找新的线索？”

  药不是走到床头柜前，拿起一份文件递给我：“我这里恰好有一把现成的钥匙。”

  看来他早在美国，就已经着手开始准备了。

  这是影印的一份英文文件，好在旁边附了中文翻译。文件的第一页，是数张彩色的青铜炉照片，各个角度都有，旁边还标有刻度。我们许家在五脉的主业是金石玉器，看到这香炉，立刻上了心。

  照片上的香炉不是很大，高脚双耳，饕餮纹饰，品相完好，但质地却与幽玄青铜有所差异。我一看腹底题款，颇为惊讶，不由得脱口而出：“这……这是潞王炉啊！”

  潞王炉的来历，乃是源自河南卫辉的一个传奇。

  明代万历年间，万历皇帝封自己的弟弟朱翊镠为潞王，藩地就放在卫辉府。

  朱翊镠深受万历喜爱，封赏无数，潞王府里的金银堆满了十座仓库。有一天，府中忽然走水，抢救不及，其中一个库房被烧成了白地。库房里的金银被大火生生烧化，熔炼成了一大团金饼。潞王有钱，并不在意，于是这块金饼就闲置在府中，无有用处。

  朱翊缪有个儿子，叫作朱常淓，最喜欢收藏文物，号曰敬一主人。他接替藩王之位后，无意中发现这团金饼，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一个风雅的处置办法。

  朱常淓请来匠人，把金饼重新化开，改铸成延善香炉。这金饼太大，匠人们前后一共铸了足足三百六十尊香炉，才把原料用光。朱常淓觉得此炉虽然形制仿古，但古意还不够，于是选了一处风水宝地，把这三百六十尊香炉用牛皮裹好，埋了下去，汲取地气——在现代人看来，其实就是用酸土给炉身咬出锈蚀痕迹，以便做旧。

  谁知刚埋下去没几年，李自成的军队就打到卫辉。朱常淓为避锋芒，逃去杭州，后来被清兵擒去北京，惨遭杀害。而这三百六十尊香炉究竟埋在哪里，也就不为人知了。

  这套香炉，在古玩圈里被统称为潞王炉。在我爷爷的《素鼎录》里，特别提过这个，称赞其为良心之作。为什么呢？因为朱常淓身为天潢贵胄，不屑造假，仿古就是仿古，却不是拿来骗人的。每只炉的底部，都刻着“大明崇祯捌年潞国制xx器”一排小字，xx是指编号——明明白白告诉你，这是我仿制的，连编号都有。

  在市面上，曾经零星出现过几个炉子，都说是潞王府的香炉。但到底那三百六十尊香炉被挖出来多少只？谁挖出来的？从哪里出土的？一直没人知道，成了当地一个小小的宝藏传说。

  药不是拿的这份报告，居然是和潞王炉相关，让我兴趣大增，迫不及待地看下去。

  报告很长，应该出自专业的调查机构之手。简而言之，在1937年，卫辉当地有两个地痞动了贪念，想去盗朱翊镠的潞王墓。他们的举动被守陵的村民发现，被迫逃跑。两个地痞退而求其次，又想去盗潞王妃子的墓，结果在挖盗洞的时候居然算错了方位，稀里糊涂挖开了一个大坑。在这个坑里，地痞发现了一个潞王金炉，题款是“大明崇祯捌年潞国制伍拾贰器”，编号是52。

  他们如获至宝，把炉子拿回家，结果却因为分赃不均打起来了。当地的保长听到这个消息，打着惩办盗墓贼的旗号，把两个地痞抓进牢里，严刑拷打，两人挨不住，只得乖乖把金炉交出来。

  当地古董业有懂行的人告诉保长，潞王埋炉，不可能只埋一个。那个坑里附近，一定还有更多的金炉。保长闻言大喜，再回过头去找那两个地痞，询问埋炉地点。可两人因拷打过度，已经咽气了，临死前只留下三个字：凤凰山。

  卫辉当地有凤凰山，占地极广，潞王陵寝就在附近。保长带人找了几个月，也没找到真正的埋炉之处，只得作罢。日本人占领河南之后，保长携家中细软逃跑，一路随中央军退到昆明。保长不久就病死，他儿子为了维持生计，把那个金炉卖给一个陈纳德飞虎队的飞行员。飞行员把它连同它背后的故事都带回美国。几经辗转，这个金炉被飞行员的后人捐赠给了一家私人博物馆。

  像这样的博物馆，对于文物来源很重视，聘请了专业人士调查其背景来源。这就是这份报告出台的前因后果。

  我看完报告，抬起头来，疑惑不已：“这尊潞王炉，现在你的手里？”

  “我从来不收古董，没兴趣。现在它还在那家博物馆里摆着呢。”

  “那么你知道真正的埋炉处吗？”

  “我知道的和你一样多。”

  “那么……这炉子里有关于老朝奉的线索？”

  “可能吧，但我不知道。”

  我彻底迷糊了，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潞王炉固然是一件珍贵文物，但和我们的目标似乎毫无关系。

  药不是斜靠在窗边，露出那种教训别人的表情：“这就是我要指出的，许愿，你不能执著于文物本身。换一个思路，再想想。”说完他的右手手臂平伸，猛然抬起，然后徐徐放下，重复了三次。

  “你这是在钓鱼吗？”我有点不耐烦了。

  “没错。”

  药不是认真地点了一下头，表示我的智商还有挽回的余地。

  我回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四悔斋落锁关门。最近乱七八糟的事太多，我的这家小店关门倒比开张的时候多，闹得邻居们纷纷传言，说我不是欠了巨债，就是赚了大钱。

  然后我找了一个北京台的编导朋友，他们正好要去西安拍文物纪录片。我好说歹说，让他给我在剧组里弄了个顾问的身份。谈妥了以后，我把这事知会给了方震，让他转达给刘局，说我随剧组去外地，恐怕得几个月不在北京。

  这样一来，五脉中人都知道我是寻找老朝奉未果，外出散心——至于信不信，那是不归我管了。

  在一个弥漫着轻雾的清晨，我在北京站跟随剧组上了火车，什么都没带，连大哥大都扔家里了。

  按照药不是的要求，我要彻底消失，断绝一切联系，让任何人包括老朝奉都找不到我。隔离得越干净，老朝奉可玩的手段就越少。

  火车缓缓驶出北京，我向车窗外看去，窗上的露水还未消散，缓缓后移的高楼大厦如同笼罩在一片暧昧不清的水汽中。

  此时我的心里，颇有些忐忑。瞒着别人也就罢了，连刘一鸣都要隐瞒，让我有点过意不去。当初我闯下滔天大祸，若不是刘老爷子力排众议，出手维护，恐怕我早就沉沦下去了。

  好在我们此行的目标是老朝奉，大不了抓住他之后，再去跟刘老爷子赔罪。我相信，刘老爷子若是得知老朝奉伏法，一定很高兴。

  火车出发大约半天之后，我先换了节车厢，和剧组分开，然后随便找了个车站下车。我在月台上待了一阵，重新补了张票，登上另外一个方向的列车，再坐了两三个小时，下车出站。接下来我没和任何人接触，找了一处僻静的公共厕所，做了一番打扮，重新出现在街头。

  此时的我，戴着一副厚底近视眼镜，头上故意剃成地中海式秃顶，用一顶褐色画家扁帽盖住，嘴边还拿炭笔画了几撇胡子。哪怕是熟人，不近距离看也认不出我是许愿。

  这样一来，除非老朝奉有能力动用省级公安的刑侦力量，否则不可能锁定我的行踪。

  我本来觉得用不着如此谨慎，只要随便找个地方一换车，应该就没人知道了。药不是却坚持说一切都必须谨慎为上，结果这一连串行动，搞得我跟国外小说中的间谍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