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建筑的下面几层被水淹了，”辛斯基在飞行途中告诉他，并且兴奋地示意他跟她回到她的工作区。“你都不敢相信我们刚刚发现了什么。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位纪录片导演，名叫高克赛尔·古伦索伊？”

  兰登摇摇头。

  “我在搜索圣索菲亚大教堂时，”辛斯基解释说，“发现了一部介绍它的纪录片，是古伦索伊几年前拍摄的。”

  “介绍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纪录片有几十部。”

  “我知道，”她说，来到了她的工作区，“可是没有一部是这样的。”

  她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转过来给他看。“你读这段文字。”

  兰登坐下来，目光落在那篇文章上——各种新闻来源的一个汇总，包括《自由报每日新闻》——讨论古伦索伊的最新纪录片：《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深处》。

  兰登开始阅读，并立刻意识到了为什么辛斯基会那么兴奋。他看到文章的头两个词后，就惊讶地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潜水？

  “我知道，”她说，“你看下去。”

  兰登将目光重新转回到文章上。

  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下潜水：纪录片大师高克赛尔·古伦索伊及其探险潜水团队在伊斯坦布尔游客最多的宗教建筑下数百英尺深的地方发现了一些被水淹没的小盆地。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无数建筑奇迹，包括一些已经有八百年历史、被水淹没的殉道儿童的坟墓，以及无数水下隧道。这些隧道将圣索菲亚大教堂与托普卡皮宫、特克弗尔宫，以及阿内玛斯地牢传说中的水下扩建结构联在了一起。

  “我相信圣索菲亚大教堂地面下的东西比它地面上的东西更令人兴奋。”古伦索伊介绍说。他描述了自己拍摄这部影片的灵感来源是一张一张老照片：一些研究人员划着小船，穿过一个部分被水淹没的大厅，仔细查看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地基。

  “你显然找对了建筑！”辛斯基兴奋地说道。“听上去好像那座建筑物的下面有足以划船的大空间，其中一些只能借助潜水装备才能到达……这大概能解释我们在佐布里斯特的视频中所看到的内容。”

  布吕德特工站在他们身后，仔细研究着电脑显示屏上的画面。“听上去好像这座建筑下面的水道四通八达，连接着各个不同的地区。如果那只索鲁布隆塑料袋在我们到达之前溶解，我们将无法阻止里面的东西扩散。”

  “里面的东西……”兰登插嘴道，“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我是说确切地知道吗？我明白我们要应对的是一种病原体，可是——”

  “我们一直在分析那段视频，”布吕德说，“可以肯定里面的东西确实是生物体，而不是化学物……也就是说，里面的东西活着。考虑到塑料袋的容量很小，我们认定它具有高度传染性，而且具有自我复制的能力。一旦释放之后，它究竟会像某种细菌一般的通过水传播，还是会像病毒那样随空气传播，我们无法确定，但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辛斯基说：“我们正在收集该地区地下水的温度数据，尽量评估什么种类的传染病原有可能在那种地下水域中生存并繁殖，但佐布里斯特天资聪颖，可以轻而易举地创造出某种具有独特能力的东西。我认为佐布里斯特选择这个地方一定有他的原因。”

  布吕德无奈地点点头，然后立刻开始重述他对这种非同寻常的传播机制的评估——他们刚刚意识到水下这只索鲁布隆塑料袋是一个多么高明的策略。佐布里斯特将塑料袋放置在地下以及水下，便创造出了一个特别稳定的孵化环境：水温稳定、无太阳辐射的运动缓冲区，而且极其隐秘，完全与世隔绝。通过选择耐用性恰当的塑料袋，佐布里斯特可以让传染病原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在特定期限内自然成熟，然后按时自行释放。

  即便佐布里斯特本人再也不回到这里。

  飞机突然猛地颠簸了一下之后着陆了。兰登跌坐在驾驶舱内自己的折叠座位上。飞行员紧急刹车，让这架大型飞机滑行到远处一个机库后停了下来。

  兰登以为自己会见到一队世界卫生组织的雇员，个个穿着防化服。奇怪的是，唯一等待他们到来的只有一位驾驶员，旁边一辆白色大面包车上印有鲜艳的红色等边十字图案。

  红十字会来了？兰登又看了一眼，意识到那其实是另一个同样使用红十字的机构。瑞士大使馆。

  大家准备下飞机。兰登解开安全带，找到辛斯基，问道：“人都在哪儿？世界卫生组织的人员呢？土耳其政府人员呢？难道大家已经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了？”

  辛斯基尴尬地看了他一眼，解释说：“实际上，我们决定不惊动当地政府。我们身边已经有ecdc最精锐的srs小组，因此目前最好悄悄采取行动，以免在大范围内制造恐慌。”

  兰登看到布吕德和他的手下正将黑色大背包的拉链拉上，那里面装着各种防化装备——防化服、呼吸器、电子检测设备。

  布吕德将包背到肩上，走了过来。“我们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将进入那座建筑，找到丹多洛的墓，像那首诗中所提示的那样倾听流水声，然后我和我的小组将对那里重新进行评估，决定是否请求当地政府机构提供支援。”

  兰登已经看出这个计划存在一些问题。“圣索菲亚大教堂日落时关闭，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协助，我们根本进不去。”

  “没关系，”辛斯基说，“我在瑞士大使馆有关系，他联系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博物馆馆长，请对方在我们一赶到那里时就给我们安排一次单独的贵宾游。馆长同意了。”

  兰登差一点笑出声来。“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安排一次贵宾参观？还有一队士兵背着防化包？你不认为这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

  “srs小组和装备会呆在车内，就你、我和布吕德进去评估情况。”

  辛斯基说。“顺便说一句，贵宾不是我，而是你。”

  “你说什么？！”

  “我们告诉博物馆，一位美国著名教授和他的研究小组已经乘飞机过来，准备撰写一篇介绍圣索菲亚大教堂里各种符号的文章，但他们的飞机晚点了五个小时，他因此错过了这座建筑的开放时间。由于他和他的研究小组明天早晨就要离开，我们希望——”

  “好了好了，”兰登说，“我明白了。”

  “博物馆将派一名工作人员亲自接待我们，结果这个人居然是你的粉丝，酷爱你的那些介绍伊斯兰艺术的著作。”辛斯基疲惫地冲他一笑，显然想表现得乐观一些。“我们已经得到承诺，保证你将能进入大教堂内的每个角落。”

  “更重要的是，”布吕德说，“整个大教堂内将会只有我们自己。”

  87

  罗伯特·兰登呆呆地望着窗外。面包车沿着连接阿塔图尔克机场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海滨公路疾驰。瑞士政府官员设法安排了象征性的海关手续，因此兰登、辛斯基和其他人仅仅用了几分钟就上了路。

  辛斯基命令教务长和费里斯与几名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一起留在c-130运输机上，继续查找西恩娜·布鲁克斯的下落。

  尽管谁也不相信西恩娜会及时赶到伊斯坦布尔，但是大家仍然担心她会给佐布里斯特在土耳其的某个信徒打电话，让对方赶在辛斯基的小组能够干预之前协助实现佐布里斯特狂妄的计划。

  西恩娜真的会荼毒生灵吗？兰登仍然难以接受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虽然痛苦万分，但他还是强迫自己接受这个事实。罗伯特，你并不了解她。她耍了你。

  一场细雨开始降落在伊斯坦布尔。兰登听着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摇摆时发出的嗖嗖声，突然感到很疲惫。他的右边是马尔马拉海，他可以看到远处亮着舷灯的豪华游艇和巨型油轮正快速进出伊斯坦布尔港。滨水区到处可见灯光照亮的宣礼塔，那细长、优雅的身影高耸在圆屋顶清真寺之上，默默地提醒着人们：伊斯坦布尔虽然是座现代化的世俗城市，它的核心却深植于宗教之中。

  兰登一直觉得这条十英里长的公路是欧洲风景最优美的驾车线路之一。它沿着一段君士坦丁城墙延伸，可谓体现伊斯坦布尔新旧冲突的完美典范。这条大道如今被命名为约翰·f。肯尼迪大道，但城墙修建的年代比这位美国总统出生早了一千六百多年。肯尼迪一直极为推崇凯末尔·阿塔的设想：从昔日帝国的灰烬中重生一个土耳其共和国。

  肯尼迪大道有着无与伦比的海景，它穿过秀美的树丛和历史公园，经过耶尼卡帕港，最终在伊斯坦布尔城边缘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蜿蜒，绕着黄金角一路向北。黄金角高耸于伊斯坦布尔城之上，顶上屹立着奥斯曼帝国的要塞——托普卡帕宫。由于地处博斯普鲁斯海峡战略瞭望点，这座宫殿是游客最爱参观的一个景点。他们来这里可以同时欣赏视野开阔的美景，以及博物馆内收藏的令人惊叹的奥斯曼珍宝，包括据说属于穆罕默德先知本人的斗篷和长刀。

  我们不会去那么远。兰登的脑海里浮现出他们的目的地——圣索菲亚大教堂，它就位于前方不远处的市中心。面包车驶离了肯尼迪大道，蜿蜒着开进人口密集的市区。兰登凝视着街头和人行道上拥挤的人群，仍在为今天的各种对话而烦恼。

  人口过剩。

  瘟疫。

  佐布里斯特变态的理想。